旧锦新样 | 刘禾：黑色的雅典

编者按

曾经，凡谈西方文明，言必称希腊。但关于西方文明起源，西方内部也充满着争论。刘禾这篇文章，是对马丁·波纳尔《黑色的雅典娜》一书的评论，不但对这本很难翻译的书做了精要的介绍，更是给90年代初的国人带来了反“欧洲中心论”、后殖民主义的新视野，值得今天重温。

黑色的雅典

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

文 | 刘禾

  （原载《读书》1992年10期）

言必称希腊——凡说及西方文明，这总是难免的。

当年梅光迪等人发起《学衡》杂志，昌明国粹，就曾拿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翻开首期的封面，两位先知的肖像立时赫然入目，不能不令人生出几分敬意。如今回头再看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的那场笔墨官司，一条线索清晰可见，即它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对知识的争夺，争夺的焦点是：谁掌握了西方文明之真髓？为了论证新文化提倡者在西学上的浅薄，学衡派反复地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著述，其要点大致为：十六世纪以来，特别是个人主义出现以后，西方的主流文化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对古典人文主义的背叛；因此，中国人不须“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故有之文化”，而应发扬国粹，“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云云。（《学衡》一九二二年第三期）

学衡派认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镕铸之，贯通之”（吴宓语）。（图为1922年1月《学衡》创刊号，来源：wikipedia.com）

白璧德要是能活到今天，欧美学界的最新动态一定会叫他看得目瞪口呆。一九八七年到九一年之间，马丁·波纳尔（Martin Bernal）先后发表了他的《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书的头两卷。不曾料想，这个四卷本的著作还没有写完，就已经牵动了欧美学界的中枢神经，给历来被西方人引以为骄傲的希腊“真正之文化”带来了一次严重的挑战。人们不安地意识到，古希腊文明同亚利安人之间的那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可能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这种不安自然会带来几分好奇，作者马丁·波纳尔究为何许人也（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说来也巧，此人倒和中国有些特殊的缘分，因为波纳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古文字学者，精通古希腊文、埃及文、希伯来文和科普特文，而且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曾撰写了《刘师培与国粹》（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到一九〇七年》（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等著作。中国的国粹运动和古希腊文明，这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题目，在波纳尔的学术生涯中竟然获得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好像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对欧洲文化霸权的批判。

波纳尔的语言天赋和渊博的学问，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属罕见。他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英国犹太人，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过蒙巴顿将军的顾问；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古埃及文专家，曾编过一部埃及语词典，这本权威著作至今还是有关专家的必读书。波纳尔本人通晓多种语言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语、古希腊文、古埃及文和希伯来语等以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越南语等。多年来，他一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六、七十年代期间，波纳尔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并参加编辑了：《越南及其工会成员》（Vietnam　and Trade Unionists）和《亚洲的劳工——一个新的篇章？》（Labour in Asia：A New Chapter？）等书，同时还撰写了上面提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七十年代以后，他开始全力投入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从考古学和词源学入手，钻研闪米特文化、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为《黑色的雅典娜》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一部词源学专门著作，叫做《卡德摩字母——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字母系统向爱琴海地区和西域的传入》（Cadmen Letters：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lphabet to the Aegean and Further West Before 1400 B.C.）。

马丁·波纳尔（Martin Bernal）于1965年在剑桥大学东方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求学期间曾访问北京大学（来源：nytimes.com）

《黑色的雅典娜》第一卷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并荣获了九〇年度全美图书奖。这本书对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人文学术传统（一七八五—一九八五）做了深刻的回顾和反省。作者在对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证以后，揭示出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事实，即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波纳尔在书中对这些学者做了逐一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佛里德利奇·奥古斯特·伍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乔治·葛罗特（George Grote）、卡尔·布里根（Carl Blegen）、瑞思·卡本特（Rhys Carpenter）等。他指出，上述人文学者十分忌讳有色种族对白色种族的“污染”，因此，不肯承认非洲文化和闪米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并且在学术著作中竭力抹煞埃及与迦南对古希腊文明形成的贡献。这些人认为，希腊文明的起源始于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之间印欧语系的白人种族由北方的迁入，而不是早期非洲和亚洲文明的流变。每逢碰到古文献中记载的希腊人自己对埃及和迦南的科技、哲学和政治学说的种种描述，以及后者在爱琴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时，这些学者又是怎样自圆其说的呢？有办法。他们将此方便地归入神话之列。波纳尔给这种文化理论起了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亚利安模式”（The Aryan Model）。

《黑色的雅典娜》第二卷在去年出版。与上卷不同，作者在这本长达七百多页的厚书里全力做了一件事：运用大量具体而又详实的考证，去推翻他所批评的那种“亚利安模式”。这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从牛津大学到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都一下子被卷入争论的旋涡。《纽约书评》、《新闻周刊》以及许多专业的和通俗的刊物也都纷纷响应。这场争论颇耐人寻味，因为人们这里关心的虽是一个学术问题，即埃及对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到底起过怎样的作用？但是很显然，一部分人义愤填膺的程度似乎又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学术利益。比如，艾米丽·弗默尔（Emily Vermeule）在今年三月给《纽约书评》写的一篇题为《颠倒乾坤》（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文章中，就对波纳尔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因为她不能原谅：“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专家跑到古代地中海研究领域来干什么？”文中还引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诗句，影射波纳尔是那个花言巧语的魔鬼撒旦。（但是弗默尔弄错了。因为她所引的那段诗句并非出自魔鬼撒旦之口，而是一个名叫毕利奥Belial的小魔鬼。——这是一位读者写信给《纽约书评》指出的。透过许多读者来信，可窥见这场争论的刺激性：认真商榷者有之，口诛式的恶意文字亦有之）弗默尔等传统西方学者的这种恼怒当然是有理由的——波纳尔的书严重地亵渎了西方文明。但是，这个亵渎却很难驳倒，因为该书通过考古和词源学研究，发现了大量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亚非文明曾塑造希腊文明的证据。如，希腊语有一半以上的词汇来自埃及语或闪米特语。再如，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克里特文化，据波纳尔的推测，可能是埃及人到那里殖民的结果。这种推论当然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此引起了种种质疑，成为一大悬案。但不论是通过殖民还是什么别的途径，波纳尔举出了语言、建筑、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大量证据，说明公元前二一〇〇至一一〇〇年，也就是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一句话，雅典是黑色的。

《黑色的雅典娜》一经出版即掀起了经久不衰的激烈论战，十年后波纳尔专门出版了《黑色雅典娜的回信》（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01）一书来系统回应对他的批评

曾有人问作者，写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回答是，他要煞一煞“欧洲人在文化上的跋扈心态”。这一煞不要紧，波纳尔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文化批评，因为，自从七十年代末爱德华·萨伊德发表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以来，欧美人文学界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就始终把西方的文化霸权作为批判对象。到目前为止，这个批判已经给西方学术研究的格局带来了剧烈的改观。波纳尔的著作从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了这场批评，因此它引起震撼是不足为怪的（《黑色的雅典娜》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一部分黑人人类学的学者发起的黑人中心运动。美国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捍卫者对此感到焦虑，并及时地阐明了针锋相对的立场）。

过去的十几年中，欧美的人文学科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究竟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黑色的雅典娜》一书以及它掀起的波澜，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的机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妨说它是后结构主义介入文化批评之后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动向。例如，萨伊德和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就深受福科的影响，他们把东西方文化比较理论看作是知识和权力运作的场所；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ovorty Spivak）曾将德里达的《语法学》译成英文，使得解构主义成为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柄利剑；霍米·巴巴（Homi Bhabha）则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用来重读法农（Fanon），寻求在东西文化冲突中建立新的主体意识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著名学者都不是白人，他们是从西方以外的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在欧美学界引起高度的重视，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传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不是与之认同。

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ovorty Spivak）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中首先关注到非西方女性的一位先驱，她常称自己为一名“实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者”（来源：scholarblogs.emory.edu）

以美国而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业已覆盖多种学科和领域，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包括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民族研究、还有其它所有冠以文化批评之名的学术研究。目前，代表这些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往往都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渗透。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已经不可能大谈文化（无论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是东西文化之比较），却不去深究这些概念和方法里面包藏的知识前提，如话语场、知识的历史性和临时性、以及人们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复杂关系。萨伊德批评的“东方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东方主义”曾替西方生产出大量的关于“东方人”（the Oriental）的知识，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取得了自己对于东方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这个知识的生产过程又被充分地透明化，使人无法看到它本来的历史痕迹。后结构主义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重视，在萨伊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学者不仅关注某一个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而且还对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学科、学术、研究范畴以及学者本人的立场（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出了大量的反省。波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的第一卷中正是这样做的。

应当指出，萨伊德和斯皮瓦克等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老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情结。这种情结与他们本人的境遇有密切联系（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自前英法殖民地，或者是在欧美受歧视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理论也由此获得极大的感染力，并即刻汇入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但是，此情结又迫使他们面临一个难以逃脱的困境，因为当这些人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西方，反复强调东方人受压迫，没有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另一个层面上又肯定了西方人对知识的垄断。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实践中，比如，萨伊德、斯皮瓦克、巴巴等人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欧美文本中有关东方的“知识”上，却很少留心除英语或法语以外的学术研究。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通常是作为某种修辞、隐喻或象征，而不是以平等的学者身分进入他们的讨论，好像那边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更没有自己的知识主体（或发言权），于是，一切言说行为都被笼罩在西方人的统治下。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印度历史学家帕忒·察特杰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一书已经在方法论上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作者把目光从西方转向印度的语境，研究的是西方现代国家理论如何在殖民地时期进入印度知识分子的话语，而当地知识分子又如何运用它去抵抗殖民者的统治，以达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这种研究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知识运作的复杂性：跨文化的语言实践活动不能不使西方理论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而在新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可能通过某种中介产生出新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譬如，印度独立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刻沦为彻头彻尾的国家话语，其主要功能是替现代国家权力做合法性的诠释。

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译林出版社，2007）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现代化的反省。在此之前，法兰克福学派一直代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声音。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批评重点在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流弊，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的“文化工业”对人的异化作用。可是，他们的理论一旦离开欧洲启蒙主义传统对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关怀，离开对人之“完整性”的乌托邦式的寄托，就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对现代性进行更深入的批评。至八十年代，哈伯马斯曾试图用公共领域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等概念，去突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主义哲学思想的依赖。但是，这位哲学家在对“现代性工程”（the project of modernity）做出新的阐释并与之认同时，完全忽略了欧洲文化霸权在生产现代性理论和有关知识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结果他的“现代性工程”又一次成为替欧洲文化霸权制造合法性的理论。

1981年，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发表文章“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提出“现代性工程”不应被抛弃，拒绝放弃对生活世界进行理性理解的可能性（来源：goodreads.com）

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检讨现代性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它做到了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批评理论力所不及的事，那就是，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人的立场，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不同于西方人的历史角度。有了这种立场、眼光和角度，不仅世界的文明发展史必然要重写，而且，人类向何处去？未来的文明又当怎样构想？这类问题就不一定由现在的西方人说了算。东方、南方、北方都要有自己的声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立场、眼光和角度前人不是没有尝试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粹主义和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以后的几次国粹运动，无一不是以批评现代化和发扬本位文化为出发点的。但是，当国粹派将现代化/西方和本位文化/东方对立起来的时候，国粹的概念就不仅成为反对现代化的工具，而且成为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另一说法。相比之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则对民族国家持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既不与之认同，也不简单地否定。同样地，它对现代性的批评，也不事先假定一个优于现代化的本位文化，而是着眼于有关的知识与权力生成的历史环境。这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从这个观点出发，国粹、本位文化和现代化等，就不再是需要个别地单独界说的客观事实，而是在知识与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些相互关联并相互制约的历史概念。在中国，这些概念由于实践的需要而共同进入现代性理论，并在不同的时期构成了不同的话语场，因此，围绕西学和国学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派别为了各自的政治或其它目的所进行的争取话语权威的斗争。例如，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和国学保存会诸人提倡的国粹概念与五四后的学衡派的主张就有甚大差别。前者为了反满抗清和抵御列强的需要，提出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后者为了对抗新文化运动，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西学上“言必称希腊”，国学上则尊崇孔儒，而且两学彼此呼应，互为因果。温故知新，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对知识的争夺在今天的话语场内仍在激烈地进行，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现代性理论中的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成为理论思考的当务之急。

成立于1905年的国学保存会标志着国粹派的成形，他们认为中国近代积弱的原因在于长期受外族统治（图为国粹派刊物《国粹学报》，来源：kongfz.com）

我想，《黑色的雅典娜》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知识远比人们想象的要狡猾。

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 I，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575pp.，and Volume Ⅱ，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736pp.，RutgersUniversity Press，1987－91.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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